昨天，下面这则上海宝山法院的《民事裁定书》火了。梳理一下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裁判理由：原告葛某在上海市闵行区某地经营蛇类火锅等食品。2017年5月25日，公安机关在葛某店铺内查获待销售的眼镜蛇三条，于次日将葛某抓获。也就是葛某被抓获的同日，被告长白新村派出所民警夏某至葛某开设的餐厅预订包房，称要请领导吃饭。5月27日，夏某等四人在包房消费了一瓶飞天茅台酒在内的野味大餐，共计5688元，可仅支付了香烟钱300元，其他餐费至今未付。经鉴定，涉案的三条眼镜蛇为法律保护物种，葛某被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。葛某诉至法院，要求法院判决夏某支付拖欠的饭费5688元。夏某辩称，自己等人去原告处聚餐系侦查行为。法院到长白新村派出所调查，长白新村派出所向法院表示，夏某系该所民警，当日至原告处就餐系刑事侦查行为。法院裁定认为，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，对原告葛某的诉讼请求予以裁定驳回起诉。
这份裁定书火了以后，“大皖新闻”对事件进行了采访报道。根据报道，法院称，“葛某某还在上诉当中，我们不接受采访，采访需要和领导联系。”派出所称，“”这两年，葛某某已就此事投诉了多次，杨浦分局也作出了明确答复。我们派出所没法接受采访，......”
看了这个民事裁定书，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一头雾水，注意时间节点，既然饭店老板已经被抓获了，为何还要再到他的饭店聚餐？难不成，是为了测试餐厅还有没有其他的眼镜蛇或其他的保护动物？如果聚餐点野味是为了测试有没有其他保护动物，点茅台也是为了“侦查活动”？什么样的“侦查活动”，需要犯罪嫌疑人已经人赃并获后，还去点餐聚餐的吃大餐侦查？恐怕，这是这份裁定书惹人关注的第一点吧。至于第二点，那就是法院裁定认定的法律关系问题了。就算是“侦查活动”而点餐聚餐，应该认定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，而不归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吗？
本案聚餐发生时，还是《民法通则》适用期间。《民法通则》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，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，侵犯公民、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我国已经进入了《民法典》时代，《民法典》第九十七条规定，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，具有机关法人资格，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。即便派出所出具了“就餐活动系刑事侦查行为”的证明，根据以上规定，也不存在只要一提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或其什么履职活动，就不归法院按照民事法律、民事诉讼法审查审理的问题。根据我国民法、行政法乃至刑法的规定，行政机关，具有成为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双重属性。当行政机关以机关法人的名义从事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活动时，其身份就是民事主体，如修整办公用房、垃圾处理、排放污染物等民事活动，也要接受其他行政主体的监管，成为行政执法的对象。写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最近也很火的典型案例，来自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渝03行终25号行政判决书：
2020年3月，某局民警陈某（微信名“恭喜发财”）通过以微信方式联系到徐某（微信昵称“小猪佩驴”，女，2006年6月5日出生），约定徐某到陈某位于某公安局家属院的家中进行“性交易”，嫖资为800元。“交易”完成微信转账后的数日，垫江县公安局桂溪派出所查处其他案件时，顺藤摸瓜，查到了陈某的嫖娼记录，决定给予陈某行政拘留十日。陈某不服该行政处罚，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治安行政处罚决定，理由之一居然是，与徐某的交往系“特情”需要而发展“线人”。
法院审理认为，陈某的涉嫌嫖娼，有相关人员调查询问、照片辨认，陈某手机联络信息，徐源等人的微信记录等证据证明，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认定违法事实。至于嫖娼是为了发展“线人”，无事实和证据证明，也不符合基本生活逻辑，更与查明事实不符，故不予采纳，两级法院均判决驳回了陈某的诉讼请求。案例可见，本没有什么一提自己的公职身份、公职行为就属于法外之地的司法裁判根据，法院的裁判，更要经得起事实查明和“基本生活逻辑”的检验。到人家饭店吃饭，并不是派出所出个证明系侦查活动，法院就一定要认定。公职单位的证明效力，也经得起常理的推敲和事实的查证，否则的话，法院该不采信还是要不采信。如果法院采信了经不起事实和常理推敲的，哪怕是公职单位出具的“证明”，结果只能是法院背锅，如上述裁定认定的事实，遭受网友的一致质疑一样。试想，如果重庆的法院采信了那位民警说的，嫖娼是为了发展“线人”，是不是裁判文书也该受到质疑而火了，而就不是现如今的只是那位民警的狡辩而已了？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担当问题。此外，就是司法者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。不管是根据以往的《民法通则》、《民法总则》，还是现如今的《民法典》，从来没有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民事活动，排除在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之外，即便是他们从事活动的目的是公务需要。很简单的例子，行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，为了办案需要而入住酒店、公务就餐，乃至化装侦查，就不要支付服务提供者费用而享受无偿服务了吗？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啊！
最后要说的是，任何司法裁判的作出，并不是裁判的个案，也不是针对的仅仅是个案的当事人，而是影响的一类社会行为，会引发社会的群体性关注。裁判文书注定要发给案件当事人，说不定人家那天就会发布到社会媒体上，继而引起围观。此时，经不起事实推敲和常理分析的裁判文书，就不是一句正在上诉期就能让围观和热议熄火的了。错案，可能对于司法者来说，只是百分之一，但对于案件当事人而言，却是百分之百。即便裁判了那么多公正案件，一篇文书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怪谁呢？司法者，谨慎啊！ 往期文章：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，就意味着裁判公正？非也！有具体案例为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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